太行山麓,風卷松濤,柏坡嶺上的講堂燈火通明。學員們圍坐,面前不是幻燈片,而是一面彈痕累累的老軍旗。講師用指尖輕觸旗角,低聲問:“如果這面旗會說話,它會怎樣評價今天的支部?” 空氣瞬間凝固。
這堂課不講宏大敘事,只講 “支部建在連上” 如何在一間土坯房里落地生根。1948 年,同樣的山村,同樣的油燈,同樣是一群衣衫襤褸的人,卻把 “最后一公里” 走成 “最先一公里”。今天的學員,手機信號滿格,卻常常與群眾斷聯。差距不在技術,而在精神接口。

學院把課堂拆成三塊:舊址叩問、沙盤推演、村巷夜談。舊址叩問,是讓學員站在毛澤東推過的石磨旁,量一量自己與磨盤的距離 —— 磨盤每天轉,支部每周轉不轉?沙盤推演,是把鄰縣剛發生的群體事件搬到桌面,讓學員在四十分鐘內拿出 “十分鐘到現場、一小時穩控、一天出方案” 的模擬處置。村巷夜談,則是晚飯后不帶筆記本,只帶耳朵,蹲在老鄉門檻上聽牢騷,把 “群眾語言” 翻譯成 “支部行動”。
有人質疑:紅色故事聽了千百遍,還能變出什么新花樣?學院回應:故事不變,問題常新。過去打仗,支部要解決 “敢不敢”;現在治理,支部要解決 “愿不愿”。一字之差,差在利益羈絆。課程設計因此嵌入 “微權力體檢”—— 用三張 A4 紙列出本人及親屬近五年享受過的惠農項目,當眾自讀。有人讀到第三項就哽咽,有人讀完把紙揉成一團。紙團落地的聲音,比任何警鐘都響。

更鋒利的是 “反向述職”。學員回村后,須把述職報告貼在公告欄,旁邊留一塊空白,讓群眾隨意填寫 “我眼中的支部”。一周后,學院派人拍照歸檔。有位支書在空白處看到一句話:“你家門前的路燈亮了,巷尾的老李家還黑著。” 他把這句話打印出來,貼在辦公室墻上,三個月內補齊了全巷路燈。燈亮那一刻,他發來短信:原來群眾批評不是炸彈,是電源。
課程結束不頒證書,只發一把生銹的鑰匙 —— 西柏坡紀念館檔案柜的復制鑰匙。講師說:“真正的結業考試在回村那天開始,鑰匙能打開檔案柜,也能打開自己的心門。” 半年后回訪,不少學員把鑰匙穿進鑰匙扣,與家門鑰匙并排。他們解釋:提醒自己,支部也是家,家門不能鎖。
夜色再次降臨,柏坡嶺上的燈一盞盞熄滅,卻有更多村莊的路燈亮起來。紅色課堂沒有圍墻,它的邊界在民心。只要支部還亮著,課堂就永遠開課。